我小时候和许多孩子一样，好奇心盛得几乎要从身体里溢出来。那些问题没有来由，也没有秩序，像春天田野里一夜之间冒出的野草，你来不及看清每一株的模样，它们便已连成一片。每个孩子脑海里的问题各不相同，却大多转瞬即逝——我们很快被成长的浪潮淹没，被送进一条条相似的河道，从此少有人再回头去捡那些丢在岸边的问号。
我大概是那个不肯松手的人。八岁那年，我突然想：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？于是我开始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。那时识字还不多，本子上常是画着圈、写着半截的字，一页页歪歪扭扭，像刚学飞的鸟，扑腾着，却不肯落地。就是这样一个偶然起念的习惯，竟贯穿了我整个成长阶段，也悄悄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起初，那些问题只能去问家里的长辈；后来，我一有机会就翻书，想从字里讨个答案。渐渐地，本子上的问题从“天为什么是蓝的”这类直观的疑问，长成了抽象而深沉的追问。高中时，学校有了图书馆，我开始大量查阅书籍；到了大学，图书馆更像一座没有尽头的迷宫，我着了迷似的扎进去，翻看那些理论著作。我偏爱最基础、最原始的原理，于是读的多是基础学科的理论经典，应用型、社会型的书反而翻得少。每一门学科都需要漫长的时日才能吃透，而我同时涉足这么多领域，自然谈不上真正吸收；驱使我的，更多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，甚至是贪婪。可即便是这浮光掠影的翻阅，也让我大致知道了那些书里究竟在讲些什么。
那些年，我记下了无数灵感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，是我在别处从未见过的想法；如今回头看，它们中大多数在专业领域里几乎毫无价值，不过是漏洞百出的观点。即便有极少数灵感确实触到了某些值得深究的理论雏形，学术殿堂也早已做过细致而精确的讨论——只是我孤陋寡闻，不知道罢了。
比如，大学时代的教育格外推崇“创新”。我曾想过：既然数学能靠穷举覆盖一切可能性，那么人类的创新，是否也可能被机器取代甚至超越？是否真能设计出一套算法，让机器自行“发明”？那时我兴奋极了，跑去和老师讲，老师也鼓励我把这些想法写下来。可这件事，最终还是不了了之。
然而正是那些灵感笔记，让我那些年始终怀着一股强烈的欲望，想把它们写出来，给人看见。我也确实写过不少，甚至完成过相当篇幅的稿子，但那不过是将碎片堆砌在一起。对一个读惯严谨理论书籍的理科生来说，把观点整理成文章并不容易——文笔倒在其次，最难的是一旦试图把零散的灵感搭建成系统的理论，便会发现每一句话都布满漏洞，寸步难行。计划就这样一再搁置，又被现实生活一点一点侵蚀。
大学几年，书读得不少，问题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发发散。我本想寻的是问题的核心与本质，却陷进了庞大的知识体系，越追越远，连收尾都顾不上了。所以直到毕业，我也没有找到那个想要的答案。毕业后，我找了一家清闲的书店打工，每天早早地去，很晚才回，待在店里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了工时。那里太适合思考，直到今天，我仍觉得那样的生活对我而言是极理想的。
那一天天气很好，我到得早，拿着抹布擦拭书架上的灰尘。阳光从窗户斜斜地洒进来，被照亮了的空气里，一粒粒尘埃忽然变得异常清晰。就在那一刻，脑海里毫无预兆地灵光一闪——我兴奋得几乎要叫出声来。我忽然明白：任何两门看似不同的学科，本质上只有对象的不同。
这个结论从不同角度看，未必正确；无数先哲也早说过类似的话——无非是讲，这同一个现实世界的一切理论，都依赖着逻辑与因果。可它是被我自己悟出来的。对一个追问了一辈子的人来说，这意义何其重大。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似乎再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烦恼了。固然还有具体的问题要解决，仍有疼痛，也仍会因直觉而失误，但大脑深处变得异常清晰，遇到问题时，也变得异常笃定。
人工智能的时代，让组织语言不再成为难题。我这点人生感悟，放在今天早已微不足道；但终究是自己的东西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慢慢把它写下来。
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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